百年前他创办南开大学，倾注毕生心血，死后也要埋在校园。这样的人称得上是真正的教育家！

龙之涯

2019.10.17，Thu：晴雪集（微信号：qingchuanxue520）
追忆张伯苓前辈，南开百岁生日快乐

一个民族是否会有希望，就看他的下一代是什么样子。
一个民族的下一代是什么样子，就去看他的教育。

每当国家开始走向危难与飘摇，最先觉醒的往往是少数的知识精英，而往往他们个人的力量非常渺小，他又该如何去做出改变？
答案，还是教育。

一百年前，一位当时最出类拔萃的“海归”精英，
白手起家，四处奔走，从讲家塾到办中学，再到办大学...
他一生的心血都付出在这所学府，死后也要埋在校园里，
他叫 张伯苓。
今天是南开大学一百周年校庆，谨以此文梳理追忆张伯苓先生。

“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来办理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同时也是张伯苓知己好友的司徒雷登是这样讲述的。
1947年3月19日的天津，天上下着小雨，凄神寒骨。但早春的寒冷丝毫抵挡不住群众的热情，从下午1时起，数千人聚集在海河北岸的天津东火车站，迎接阔别整整十年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回家。（南开中学军乐队在天津车站欢迎张伯苓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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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天津卫万人空巷，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几乎全员出动。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各部的学生，衣着整洁，手执校旗，在排练着南开的校歌。张伯苓还是戴着他那副标志性的茶色眼镜，头发两侧已然斑白，但胡须剃得很干净——他觉得这样有朝气。
（走出机舱的张伯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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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连年迁徙与颠簸，南开的学生也不再单是考试科班出身，包含了很多复杂因素。战后的南开要由私立转为国立，会受到教育部财政的掣肘，张伯苓先生显然也是知道这些困难的，他曾讲，“虽然南开大学现在是国立，希望上苍能再假我十年，我仍然要把它改为私立，以保存创立南开的精神。” 在回到天津第一次与南开大学学生见面时，张伯苓分享了自己从亲历甲午海战之败起开始办教育几十年的经历...
Ⅰ参军水师，求图报国
1876年（光绪二年），张伯苓出生于天津。6岁张伯苓入私塾读书。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在学习期间，1894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与18位完成学业的同学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随舰队参加了甲午战争并目睹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此后，由于无军舰进行实习，张伯苓只好回家等候派遣。（北洋海军时期的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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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9月，张伯苓自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第五届毕业。1896年，他被派赴通济舰服务。1896年的二月二十一日，奉父母之命，张伯苓与王淑贞结婚。
1898年，继日本之后，英国强租威海卫，清廷派大员乘通济舰赴山东办理接收及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该舰前往。该舰到达威海卫的第一天，降下日本国旗，升起大清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大清的黄龙旗，升起英国国旗。张伯苓目睹此次“国帜三易”的接收及转让仪式，感觉丧权辱国。自威海卫归来后，张伯苓认为海军报国无望，乃决定退役。
Ⅱ严王合璧，开办私学
张伯苓退役回到天津后，赋闲在家的张伯苓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被后世誉为“南开校父”的天津名绅严修。严修想在严氏家馆里推行新式教育。他听说张伯苓曾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便想聘请其为家馆老师，教授英文、数学等“洋书”。
两人一见如故，张伯苓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从教之路。未来闻名于世的南开学校便滥觞于这个仅有6个学生的家馆。适逢天津绅士严修倡导兴办新学。张伯苓在严馆任教期间，除教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及理化外，还提倡体育教育，让学生学习跳高，在当时属罕见之举。
清末时候的士大夫、读书人还是宽袍博带、迈着方步，彼时的张伯苓已经带着学生跳远、踢球、赛跑。他曾把两把木头椅子搬到院子中，又在椅子中间放上一根长木棍，让学生练习跳高。新式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开一时风气之先，很快让他声名鹊起，他一向很重视体育教育，一生都是如此。
1901年，天津绅商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在王氏家塾，即“王馆”任教，教育其子侄。此后，张伯苓在“严馆”、“王馆”之间奔波，在两馆的教学方法大体相同，附读的学生逐年增多，教法及设备尚不完备。（严修的“严馆”旧照，张伯苓曾在此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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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跨商学两界，实业救国，严修和张謇有“南张北严”之称。1903年，严修被袁世凯任命为直隶学校司督办，在严修、王奎章的支持下，张伯苓乘暑假赴日本考察教育。1904年5月，张伯苓和严修再度赴日本考察，四个月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他们遂以严馆、王馆为基础，于1904年10月17日在严修家的偏院成立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该学堂监督。该学堂收有原严馆、王馆的学生，并从社会上招收了梅贻琦、金邦正、喻传鉴等学生。（严修、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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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底，按照严修的意见，张伯苓将学堂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一年之后，因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学堂名称必须表明其资金来源及性质，该学堂又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
后来，天津士绅郑菊如将自己在天津城南水闸旁的一块十余亩的土地捐给私立第一中学堂，以扩建校舍。“私立第一中学堂”面向社会招生，张伯苓担任监督（即校长）。1912年又按照南京临时政府的规定改名为“南开学校”。“南开”二字最初的含义是天津城西南的开洼地的意思。
民国的成立，让张伯苓备受鼓舞，更坚定了他教育救国的信念。他连年增添经费，修建校园，学生从几十人增加到数百人。张伯苓爱叫学生去家里吃饭，他的夫人还会亲自下厨。面对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大，他风趣地说：“以前学生少，可以常请他们来吃饭，现在学生多了，一顿就把家里吃空了。”
1911年，清华学校代理总办范源濂聘请张伯苓到北京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总揽清华学校校务，对清华学校的学生课业进行了改革。由此，张伯苓开始往返于天津、北京两地，兼顾北京的清华学校与天津的私立第一中学堂。对此张伯苓曾说：“我是个保姆，同时抚养两个小孩儿。”
在清华学校任职约半年后，张伯苓辞去了清华学校教务长一职。此次在清华学校任职期间，张伯苓对清华学校推行的美国教育方式印象深刻，此后他尝试将美式教育引入私立第一中学堂。
Ⅲ南开，越难越开
张伯苓的梦想，是办一所一流的大学。
当时偌大的一个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有工科和法科，并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存在。张伯苓想办大学不是空口说说，撒把钱就能办的。1917年，他就去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留学——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了。
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是一所著名的学府，院长是“心理起源论”的创始人、著名的教育学家孟禄（Paul Monroe），而教授里更是有杜威（John  Dewey）、基尔伯特里克(W·H·Kilpatrick)、盖利斯（Galis ）这些教育名家。尽管张伯苓已经41岁了，但却非常受欢迎，学院甚至免除了他学费，并且给了他荣誉奖学金。（1917年8月-1918年11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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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并且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实践和想法，逐渐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1918年年中，张伯苓感觉学有所得，谢绝了学院挽留他的奖学金。
他要学以致用，回去开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自古凡是有志气的知识分子，出去终归是为了回来。
回国之后，张伯苓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要办私立大学，所有资金就要自己承担。为了筹钱办大学，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甚至会去求一些军阀头子，但是一经政局变迁，就要重新打鼓另开张，另找门路。他经常出入北京各个政权的教育部大门，人们都在背后指着他说：“这个化缘的老和尚又来了。”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显然这和他的老师杜威、同门胡适有着一样的实用主义思想，只要不违背道义。
在张伯苓等人的奔走下，连黎元洪等人都纷纷解囊资助，共得募捐款近9万元。1919年，在南开中学的南面空地上建起了两幢教学楼，9月初进行新生入学考试，共招得96名学生。（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纪念照
第二排右七为张伯苓，第二排右九为严修，最后一排左一为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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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南开大学以后，张伯苓与严修二人分别在1923年、1928年又开办了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充”。从“徐图扩充”4个字就能看出严、张的目光没有局限于中学。
“南开，难开，越难越开。”张伯苓先生那时常用这句话鼓舞师生迎难而上。在那个动荡年代，就连国立的北京大学等都因资金不足而拖欠老师工资，创办一所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款的私立大学更不容易。
张伯苓为了筹钱，常游走于商界、政界。张伯苓也是避免不了变得非常“油滑”，所谓三教九流之人他也能左右逢源。当然，当时南开的学生对此也有非议，指责校长为什么要用那些“臭钱”。严修说，“盗泉之水不妨用来洗洗脚”；张伯苓说：“用粪水来浇鲜花，我就是那个挑粪工。”当时，政府也是支持私学的，每年会有一部分拨款用来资助私学，张伯苓也会去申请。
Ⅳ“土货的南开”
“土货化”一词是张伯苓与1928年在《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发明的，彼时学术界有着“食洋不化”之风，“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张伯苓任校长的南开大学，倡导西式教育以及师生关系，不仅教师大多是在美国留学的青年学者，而且“课程、教科书、实验、实验仪器，包括实验用的蚯蚓，都来自美国”。
对于自己，张伯苓则严格要求。在南开中学，他只取校长的一份薪水。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大学加领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而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1元。对于捐赠的钱款，他也从不中饱私囊。张伯苓的兢兢业业和勤俭治校，为其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1919年11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不过，张伯苓因引入西方的话剧，并与学生同台出演，被人批评为败坏“士林传统”，有悖“师道尊严”等。此外，过多重视西方教育而缺乏中国传统人文教育也让其饱受批评。
因为受到批评，张伯苓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教育的方法，思考如何西为中用，用西式教育办中国事，由此他发展出实业兴学路线。1928年，张伯苓提出《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土货化”方针，并开设不少实用课程：讲演术、办公室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等。
回想起来，南开大学本也是现代文明与教育理念与中华文明融合的成果，南开之诞生即是严修、张伯苓国外考察的成果，而私立南开大学短短十年间迅速崛起，也得益于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
“我既不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自私自利，也不希望我们的国家被狭隘的民族主义驱使。我不相信孤立，中国处在国际大家庭之中，不久必将对现代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1934年，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建校30周年纪念会上宣布，南开学校以“允公允能”为校训，以求致力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张伯苓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患有“愚”“弱”“贫”“散”“私”五大病，而他办学正是为了“痛矫时弊，育才救国”，而唯“公”才能化私、化散；唯“能”才能去愚、去弱。张伯苓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病”与晏阳初先生所提出的多有相同之处，彼时教育先驱都有着相似的见识。
在校务管理上，张伯苓也非常尊重教师的意见，他提出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办校方针。南开成立后不久，他即建立起师生校务研究会，定期征求教师的意见，后来又印制师生意见书，分议案、理由、办法等项，以期师生对校务积极建议，然后分类讨论，早日实行。而让教师们更为满意的是，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行政人员很精干，都能踏实努力的工作。因此，到南开任教的知名学者越来越多。（1923年张伯苓与南开大学教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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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学生不被“五大病”所污染，他明令禁止学生吸烟、赌博等不良行为。一次，他见一名学生吸烟过多，连手指都被熏得焦黄，于是出言批评。那名学生却反驳道：“先生你不也抽烟吗？怎么说我呢？”
张伯苓听到了学生的驳斥，愣住了，沉思片刻后说：“你的问题提得很好，现在我宣布马上戒烟。”并当即折断了随身携带的烟杆。从此以后，南开在校学生，再没有吸烟的，张伯苓也自此终身不吸。张伯苓因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被南开师生叫做“巍巍大校长”，显然，其“巍巍”不仅在外表，更在品格。
彼时的学生敢于直接驳斥校长的批评，彼时的校长更是不会逃避问题，而是以身作则，这有多少是今日所不及。可见“公德”与“能力”对于张伯苓先生而言绝非口号，而是需要以身作则的。他常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南开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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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化工是天津的产业支柱，张伯苓就在南开成立了应用化学系，研究成果无偿地提供给相关厂家，就连远到云南的厂家都来南开求助。凭借这种实业兴学的路线，20年代后期，南开大学声名鹊起，这也使得南开大学毕业的学生没有失业的。然而，“唯利是从”的“实业兴学”也使张伯苓受到非议。

Ⅴ“奥运三问”与重视体育
张伯苓先生在教育理念上很早就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大家都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圆了中国人百年的奥运梦，而这个梦就起源于1908年南开学校的学生所提出的“奥运三问”，发表在《天津青年》上。中国人什么时候能派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中国人什么时候能拿到一块奥运金牌？中国什么时候能举办一次奥运会？
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给张伯苓一次深深的触动：各国平等的公平竞争。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上发表了《雅典奥运会》演说。“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希望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他讲到，“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甚至还专程从美国购进最新式全套背力器、手球、护膝等各种体育用品。
无论是南开中学还是南开大学，张伯苓规定学校必须保证每周3小时的体育课。无论男女同学，体育课课数没上满，或者测验不及格者，都不能毕业。体育课考试分笔试与术科两种。笔试是考试各种运动规则，术科是考核实际运动成绩，其中男子100米的达标成绩要14秒，篮球要求1分钟投中7个球，其他跳高、跳远、标枪、俯卧撑等项目也都有具体标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南开大学的篮球队是最强的，足球队也非常有名。（中国奥运第一人 刘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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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中国第一次派出了六人的代表队，历经两个月的海上颠簸，终于赶上了洛杉矶奥运会，唯一的一名运动员刘长春参加了短跑的比赛，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而刘长春一行人的参赛，就是由张伯苓先生急电奥组委报名的，由张学良将军拨款资助。
四年后，在张伯苓等人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积极支持下，中国派出由14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提出申办1952年的第十五届奥运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申办奥运会。

Ⅵ与蒋公的恩怨相惜
蒋介石对于张伯苓创办南开的事迹及教育理念十分欣赏，几次欲请张伯苓出任要职，以壮国民政府名声。张伯苓则深知利用中国政治人物的能量对于南开学校生存的重要性，也极力靠拢中枢，以求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扶持南开大学的发展。
据说，作为私立大学的南开当时的学费非常高——一学年90块大洋，连其他费用一年下来要120块大洋，相当于中等收入家庭四五年的收入，一般人上不起——北京大学一年也就30多块大洋。不过，其账目是完全公开的，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之。
当然，南开大学的收入除了学费，还获得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支持和资助。1930年12月24日，张伯苓为争取南开大学补助费，第一次到南京面见蒋介石等人，蒋爽快地答应了。自1932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向南开大学发放补助，1932年和1933年，每年为6.2万元。1934年为14万元加教育部补助4万元，河北省教育厅补助6000元，总计达18.6万元。而彼时南开大学的全年收入也不过40万元。（张伯苓检阅军训的南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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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冬，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奉蒋介石之命考察平津高等教育。张伯苓在与钱昌照的会面中极力称颂蒋介石。钱氏回南京后对蒋介石称赞南开大学办得好。蒋介石立即电令张学良补助南开大学经费，令张伯苓十分感激。12月18日，张学良在沈阳与即将出访美国的张伯苓会面，并允诺捐20万元，分10年付给，每年2万。
在日本大规模进军侵华之前，张伯苓就敏锐觉察出政治风波的暗流涌动，召集知名留美回国的教育家组成东北研究会，商讨如果平津沦陷，南开何去何从。最后选定了重庆。当即，跟蒋介石沟通，蒋介石也很爽快，就写信给教育局，联系四川教育部，并出钱盖学校。（1937年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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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平津沦陷，南开校园被侵华日军空军于7月29日炸毁。坊间流传，日军摧毁南开，是因为“南开”二字暗喻“面南而开”，是为帝王之业。当时日军在把南开大学夷为平地之前还开了记者招待会。而当时的张伯苓正在南京向蒋介石寻求经济资助。
听闻南开大学被炸的消息，张伯苓悲痛欲绝。8月1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约见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张伯苓慷慨表态：“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
蒋公听后当即安慰张伯苓：“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这个许诺后来成为张伯苓向蒋介石申请经费时必提的一句话。其后，张伯苓在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蒋介石与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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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南开大学奉命西迁长沙，与清华、北大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到昆明又组成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开中学则西迁重庆，并入张伯苓校长于1936年提前建设的重庆南渝中学，组成战时办学体系。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在此之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同样给予了张伯苓以帮助。据《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一书记载，除了在经费上扶持外，从1938年到1946年，蒋两次到南开中学参观，五次拜访张伯苓，还借南开中学大运动场举行阅兵式。1942年，张伯苓患病，蒋介石亦亲往探视。1944年1月，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颁发一等星勋章，以示嘉奖。（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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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彼时众多南开学生开始分散，或参军抗战、或西去复课、或观望彷徨，不少南开学生为国捐躯，如在国民政府空军中牺牲的南开校友有记录可查的共7位，其中就包括张伯苓的四公子张锡祜。
“中国经此抗战，不平等条约终获解除，此即为余数十年前办学之目的……余并深信中国前途极为光明，盖中国人有智慧，能吃苦，并具有老文化……惟大家毋自暴自弃。”
在战事结束后，张伯苓先生也是着急迁回天津的事情，当时由于各方面都很缺钱，又去跟蒋介石借钱，但是，还是想保住南开私立的身份。蒋介石当然不满意，拿着国家的钱，于情于理不合适。最终商量以十年为期限，属于国立大学。（被日军炸毁的南开大学的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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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但目睹当时蒋公政权的腐败和政治糜烂，感觉没有希望，与蒋公越发政见不合，不久便以身体原因辞去。由于南开国有化以及政治腐败等问题，张伯苓与蒋介石意见越来越不合，最终也没有答应蒋公同去台湾的邀请。
Ⅶ遗憾晚节
张伯苓不愿意飞往台湾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他不舍得离开这片故土——他认为南开这片地是南开精魂所在，而自己一手操持起来的南开，自己也不能离开——他真的为这片土地投入了太多的心血！
虽然张伯苓与蒋公最终是分手了，但他也没有立即倒向另一边，时局变动，他同意暂时到北京居住。1949年以后，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均被收归国有。张伯苓1950年9月回天津后第二天，即去了南开中学，却受到冷遇，最终还被轰了出去。他去南开女中时，学生则围着他起哄。（天津日报报道的张伯苓逝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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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后，即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郁郁而终。仅有《天津日报》的简短报道外。而得悉张伯苓病逝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3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为张伯苓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亲写挽联“守正不屈、多士所宗”以志哀悼。台湾南开校友纷纷以纪念集、悼文等予以纪念。
以后，每至张伯苓逢十华诞纪念日，台湾都要举行纪念会。1975年4月5日，是蒋公生命最后一天。蒋经国日记中写道：“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儿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天晚上，蒋公便撒手归天。
南开是他建的，几乎是他的私人产业。1947年，他从国外回到天津时，整个城市夹道欢迎呀。几千人到了天津东站，基督青年会几乎决定整个城市的钟都要鸣响。可张伯苓的遗愿是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但有人以南开大学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加以拒绝...
Ⅷ尾声
张伯苓先生并不是一个完人，他有很多缺点，不仅是前文中提到的那种唯利的“实用主义”思想，还有他过于重视理学教育，而很少操办文科、社会教育，对于学生的救亡图存运动他的态度也是有时支持，有时有觉得无用，这也是前辈所处时代的局限性。而我们必须肯定的是，南开“爱国”“乐群”“务实”的精神因他而创立，他实践了现代文明与高等教育思想和中国本土的融合，张伯苓前辈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者、拓荒者，他一生都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
南开百年   伯苓先生千古
晚辈顿首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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